聯經報系創辦人王惕吾先生是我踏進新聞圈所追隨的第一位報老闆，是我最尊敬的報人之一。
當然了，惕老也並不是天生就高高在上，剛進經濟日報時就曾聽說，他開始辦報時，也曾自己踩著腳踏車送報。我進報社時，惕老己經是報老闆了，小記者並沒有多少機會看到他，就近瞭解他，但仍有幸目睹一些事情，從一些小事情感受到惕老的確有異於常人之處。
我進報社沒多久，聯經報系就從西門町搬到忠孝東路現址，一棟孤零零的大樓矗立在一處苗圃中，無論從沒有幾盞路燈的忠孝東路或基隆路進報社，都得走一段苗圃的泥路，那情況一直到社慶前才有所改善，由於前副總統嚴家淦先生將蒞臨報社祝賀，採訪台北市政府的記者侯政請高玉樹市長幫忙，由工務局派人日夜趕工，從基隆路到報社大門口舖設了一條柏油路，社慶那天，貴賓座車直抵報社大門，落車登樓參加酒會。
惕老那時經常於午夜前後，到報社巡視，起初他到編輯部時，因為沒有人迎送，並不曉得他就是老闆，後來才聽說，那是他早期就立下的規矩，他若有事要跟總編輯談，就自己拉一張椅子到總編輯座位旁，他走到編輯或記者座位旁看看大家工作情形，也沒有任何人站起來，大家繼續做手邊的工作，他悄悄的來，又悄悄的離去，一切彷彿很自然。
但沒想到卻有同事敢在編輯部罵老闆。記得那時有一位編輯叫葛永家，好像是山東人，但並不像一般北方彪形大漢，中年的他老是佝僂著身子，一付病歪歪的樣子，跟我們那些較年輕的同事講話總是溫聲細語，和悅可親，但當他每天開始編報前罵老闆之時，那氣勢就像是京劇 “擊鼓罵曹”那齣戲裡的彌衡一樣，所差的是他不擊鼓，卻是拍桌，一掌拍下去後就開罵，聲勢驚人，連在走廊上都聽得到。
起先並不曉得老闆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，也不曉得他罵些什麼，有一次忍不住好奇，傾聽了一番，才知道他那天是罵惕老不該送他兩塊刻了字的大理石鎮紙，他認為那是惕老替他預刻的 “墓碑”，咒他早死。聽了忍不住為老闆叫屈，原來社慶到了，報社想送同人們一點小禮物，由總務室負責洽購，辦事同人也許想到報社都是文人，送兩塊大理石鎮紙允為洽當，於是就招標、訂製、採買，分送給同人，誰知這位葛永老不領情，又找到了罵老闆的藉口。
妙的是惕老一直都知道葛永老幾乎天天上班前都要罵他一陣子，但惕老似乎毫不以為意，惕老愛才惜才，但知替報社找好手，如此而已。
在經濟日報做了三年，考上了中央通訊社，那是當年唯一派記者常駐全球各地採訪的新聞機構，我於民國61年底請辭時，總編輯吳博全找我，告訴我，惕老批准我的辭呈前要先召見，他特別叮囑我見了惕老，對答須有分寸，誰知惕老召見竟是為了當面勉勵我到了中央社後，仍須努力做一名好記者。
結婚時，我們分別邀請各自的老闆光臨賜福增輝，也請了中央社董事長馬星野證婚，由於素知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和惕老有瑜亮情結， 乃特請接待同人把這兩位報界大老安排坐在中央社長魏景蒙兩旁，於是婚禮那天現場就出現了他們三人坐在一起、卻似乎互不認識的有趣畫面。
隔了若干年，惕老有一回到紐約視察世界日報業務，我正好奉派在中央社紐約分社工作，應惕老之召，到法拉盛世界日報社拜見他，惕老殷殷垂詢我在海外工作與生活情況，長者的關懷讓我永難忘記。民國75年，我被調回台北總社後，有一天去拜望已出任經濟日報董事長的惕老公子王必立，他聽說我為了孩子唸書問題，不得已把與妻兒留在國外，一家人分隔兩地，立即表示可以讓我到世界日報工作，與家人一起生活，我雖然沒有接受他的好意，惕老一家兩代對舊屬的情義已銘刻心中。
惕老大去之時，我已從華府分社回國任職，那時的中央社長施克敏也是惕老一手栽培的資深傑出新聞人，他和我一同到惕老靈前鞠躬，悼念先賢，祝禱他一路好走。
許多年過去了，每次整理舊物，翻出很久以前呈給惕老的一紙報告，看到惕老批示的「廉潔可嘉」那四個字，就不禁懷念起他生前的樣子來。那一年，日本森永奶粉肇致嬰兒罹患疾病的事件再被人掀開，製造商、進口商和經銷商趕忙舉行記者會澄清，事後外傳每一位出席記者會的記者都拿了一個新台幣一萬元的紅包，我那時的月薪大概是2100元，惕老聽到傳聞，指示採訪主任王彥彭調查，我因此上報告說明，那天記者會的確發給每人一個紅包，其中只有 400元，也就是當時所謂的車馬費，可是那天晚上我和那時中國時報的周天瑞商量後，決定一同退回，第二天就在立法院內附設的郵局，倒貼掛號函郵資退回。
惕老在我附有退款函收據的報告上所批示「廉潔可嘉」那四個字，跟他親筆所書「正派辦報」社訓的字跡一樣，並不怎麼樣，談不上什麼筆鋒雄渾，蒼勁有力，但卻可感受到那浩然正氣，讓人謹記，終其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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